《福建史志》2017年第3期（韩章训）
摘要：郑樵为中国古代著名史志名家。他除撰有代表作《通志》外，还撰有专志9种。郑樵《通志》的精要在于义例。其义例可从全书义例和《二十略》义例两个层面去认识。级观方志历史，郑樵《通志》全书义例和其中《二十略》义例皆对后世修志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
关键词：郑樵；《通志》义例；对修志影响
笔者曾在去年第3期《福建史志》上撰文谈郑樵的史志思想，本文则重点介绍《通志》义例对修志的影响。
南宋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世称浃漈先生，福建莆田人。他一生著作甚多，其中晚年所撰《通志》最负盛名，向与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为“三通”。在清之前，学界对《通志》的学术价值虽有不少评说，但总体评价不高，且多从考据角度，甚至讥议《通志》有诸多疏陋。然自清乾隆间始，《通志》的学术地位明显提高。其突出体现有二。一是学界开始从历史文献学角度，肯定《通志》与《通典》《文献通考》同样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如厉鹗说：“唐京兆杜佑著《通典》，宋鄱阳马端临著《文献通考》，莆 郑樵著《通志》，世所称为‘三通’者，皆百王宪章之所寄，历代掌故之所存。”[1]二是章学诚独具慧眼，率先从历史文献编纂学角度，指出《通志》的学术价值不在于史料积存，而在于义例示范。他说“《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后人议其疏陋，非也。”[2]本文专就郑樵《通志》义例对修志影响作一简述。
一、《通志》义例
义例，作为一个传统学术用语含有意义（或旨义）、体例两方面内容。关于《通志》义例，可从全书和《二十略》两个层面去认识。从全书义例看，并无明显创新，但从《二十略》义例看，则有明显创新。诚如当代学者仓修良所说：“就体裁而言”，《通志》“并无新意创造，只是仿《史记》体例，做了些整齐划一、贯通古今的工作。但在《二十略》中，不少地方都表现了他的独创精神，不按就史诸志框框去套，而是有所创新，为历史学编纂学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3]
1.全书义例
《通志》初名不叫《通志》，而叫《通史》。郑樵自谓曰：“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遗书，曰《通史》。”[4]《通志》从初名到定名的变易本身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即《通志》本来就是亦史亦志。清《四库全书》编者也看到《通志》体例的这种特殊性，故既不把它归人正史类，也不把它归人地理类，而是把它归人不伦不类的别史类。对《通志》全书义例可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是编纂思想。郑樵编纂《通志》的学术宗旨就是“会通”。郑樵释“会通之义”曰：“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仲尼之为书，凡典、谟、训、诰、誓、命之书，散在天下，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举而推之，上通于尧舜，旁通于秦鲁，使天下无佚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 事不相因依。又诸家之书散落人间，靡所底定，安得为成书乎！”[5]纵通与横通相结合便是“会通”的基本内涵。综观《通志》全书，纪、传（含世家）、谱、载记四部分是纵通，《二十略》部分是横通。 全书义例严整，内容完备。元吴绎称之曰：“夹潦先生《通志》包括天地阴阳、礼乐制度、古今事实，大无不备，小无或遗。”[6]
全书编纂体例。为使《通志》实现“会通”，郑樵设计了一种特殊体例。全书分纪、传、略、谱、世家、载记6部分。其中纪、传、谱、世家、载记属纪传体部分，《二十略》属书志体部分，占全书四分之一强。就《通志》全书所用体裁，并无明显创新。郑樵自己在述及《通志》运用体裁时亦曰：“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今复表为谱，率从旧也。……今之所谱即太史公法，既简且明，循环无滞。”可见，《通志》的体裁继承自《史记》《汉书》。
按当代学者的普遍看法，南宋志书谋篇主要体式有三种，即平列体（或平目体、平头列目体）、纲目体、纪传体（或史志体）。平列体特征是各门之间互不统辖，是在旧图经基础上扩充门类而成。其代表作即成书于绍熙间的《吴郡志》，计分39门。纲目体特征是纲下设目，以纲统目，是对平列体加以改造而成。其代表作即《咸淳临安志》，计分19门52目。纪传体特征是按文体分类，以记载人物为中心，其中标志性体裁就是纪与传。其代表作即《景定建康志》，设录、图、表、志、传、拾遗6门。一方面，《通志》在体裁运用上，同《史记》《汉书》差别不大，只是其中“略”（即“志”）的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另一方面，《通志》同后世纪传体志书已经很接近，只是在地理、政事、文化诸方面记载有些不足而已。故从学术源流上看，郑樵《通志》是纪传体史书到纪传体志书演化中的一个 过渡环节，既是传统纪传体史书的变形之作，也是纪传体志书的雏形之作。
2.《二十略》义例
《二十略》是郑樵《通志》精华所在，故《通志》行世未久，即有《二十略》之单刻本。自元迄清，绵延不绝。《二十略》的独特学术价值为历代学界所公认。明龚用卿引时人之言，称《二十略》是郑樵“自得之学，非寻常著述之比”[7]，可谓确论。梁启超亦赞曰：“郑樵在史学界，理论上很有成绩，实际上的工作如《通志》可谓大失败。《通志》的运气好，至今仍保存。后来史学家批评他，纪传一大堆尽可焚毁，因为全抄各史，毫无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传，也许因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贯通各史书志，扩充文物范围，发明新颖方法在史学界很占着地位，足令郑樵不朽。”[8]
《通志》设二十略，是郑樵继承发展《史记》《汉书》体例和唐刘知几思想的结果。他在《通志?总序》中自谓：“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
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其所言五略，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诸略。此五略基本取材于唐杜佑《通典》之礼、职官、选举、刑、食货5门。所言“汉唐诸儒不得而闻”之十五略，指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 诸略。
《二十略》体例有三个特征。一是横分门类。在《二十略》之后，纪传体志书分志部分的门类设置，在方法上与《二十略》完全一致。如《景定建康志》的分志部分就依次设有疆域、山川、城阙、官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诸门。二是纵述史实。在书写方法上，《二十略》以时为序，如实纪载各项事物的来龙去脉。当代学者谢保成称：“《二十略》体现‘总天下之大学术’的‘旁通’同时，各略又分别贯彻着‘纵通’的原则。”“《通志》各略贯彻‘纵通’，主要表现为区分类例、考镜源流。”三是兼用论说笔法。郑樵把《尔雅》视为“志之大原”，故把《尔雅》所用的论说（含说明、议论两种）笔法移用到《二十略》写作中来，这样就把其中一部分写成了类书。无怪乎元人刘埙把《二十略》称为类书。刘氏评《二十略》曰：“其编摩之勤，意度之新，诚为苦心，千载独步，然披览究竟，似亦止是类书。”[9]刘氏把《二十略》全部视为“类书”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在《二十略》中确有部分相似于类书。例如，其中《校雠略》即由《秦不绝儒学论》等21篇论文所构成，全用议论笔法。当代学者仓修良也有类似看法。他说：“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志之大原起于《尔雅》’。众所周知，《尔雅》是一部分类编次解释名词的训诂词典，类似于后来的类书，唯其如此，《二十略》中一些内容实际上被写成了类书。《六书略》若按志书的性质，应当是讲述文字学史，可是郑樵却写成了文字学；《七音略》应当是讲声韵学史，而他却写成了声韵学；《昆虫草木略》亦是如此。”[10]上述类书体式实际上也是郑樵《二十略》的一个败笔。
二、《通志》义例对修志影响
郑樵《通志》义例对后世修志曾经产生很大影响。有的认为，《通志》义例对于修志有重要参考价值。如谭抡说：“自班固《十志》肇其端，厥后郑樵作《通志》，而义例乃备。若后世郡县志，则于风土人情及一切政典故事，无不备载，固足以资参考。”[11]有的认为，后世修志体例大都取诸“三通”。如民国秦丰元曰：“唐杜佑辑礼乐、兵刑、食货、选举、职官、州郡、边防诸门而为《通典》，宋郑樵广之而为《通志》，元马端临因之而为《文献通考》，其实皆政书也。今县各有志，其例大都取诸三通。”[12]《通志》义例对后世修志的具体影 响，可从以下两个层面去认识：
1.全书义例对修志影响
《通志》义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会通”思想。清章学诚就借鉴了郑樵思想，强调编纂通志(即省志）必须做到会通府州。他说：“修统部通志必集所部府州而成，然统部自有统部志例，非但集诸府州志可称通志，亦非分拆统部通志之文即可散为府州志也。”[13]又说：通志之“通者，所以通府州县卫之各不相通也。”[14]当代志书编纂也继承了郑樵的“会通”思想，要求新编城市志必须“做 到横通、纵通、纵横相通”[15]。此外，《通志》其他一些体例对后世修志也有一定影响。例如，《通志》门类设置对后世纪传体志书的门类设置就具有范式意义。民国傅振伦说：郑樵“负其淹博，网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通志》。凡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后之作地方志者，咸取法焉。虽列目不同，而别统以纲，鲜能出其范围。”[16]《通志》的一些书写方法也被后世修志者所袭用。有的志书仿效《通典》《通志》《通考》之例，于分志之首设置小序。如《民国威县志凡例》曰：“马贵与《通考》 每门各有一序，杜佑《通典》、郑樵《通志》每门亦强半有序，提纲挈领，起例发凡。俾读者，未览其事先知其旨。此即昌黎记事提要之法，后世方志往往因袭之。兹亦特从其例。”[17]《通志》叙事常用详略互见之法。在《通志》中，有26处述及屈原。其中只是在卷94《列传第七》“屈原”本传中作全面而详细记载，其余各处皆作略述。此法亦被后世修志者所采用。清张之洞曰：“关涉两门者，互见分详略，用郑夹潦《通志》例。”[18]
2.《二十略》义例对修志影响
由于后世志书分志义例与《二十略》义例颇为相似，故《二十略》义例对后世修志影响很大。民国邓之诚曰：“《元和郡县》《元丰九域》专纪地理，纲举目张。《太平寰宇》兼详人物，后之人奉为鼻祖矣。郑樵锐意创作，为略二十，言体例者又取则焉。”[19]《二十略》对修志体例影响主要有四。一是对分志取名的影响。有的仿效《二十略》，把分志取名为“略”。如《嘉庆广西通志》《道光广东通志》《光绪畿辅通志》等。谢启昆《嘉庆广西通志叙例》曰：本志“为略九，一曰舆地、曰山川、曰关隘、曰建置、曰经政、曰前事、曰艺文、曰金石、曰胜迹。”民国郭象升也要求山西新编县志设疆域、沟洫等略，且言“略”“与书、志同义。”[20]二是对门类设置的影响。有的仿效《通志?氏族略》，在志书中设氏族分志。清吴汝纶曰：“欧阳公修《唐书》特为宰相世系一表，郑樵《通志》氏族特立一门。名贤用意深远，宜略师之。”[21]有的仿效《通志?金石略》在志书中设金石分志。清洪亮吉曰：“金石之文古称不朽。汇兹丰碑，庶传于后。仿宋郑樵《通志?金石略》等，述金石第十六。”[22]三是对编撰方法的影响。郑樵主张纪地理当以“山川”为纲。他说：“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中国之水则江、河、准、济为四渎，诸水所归。苟明乎此，则天下可运于掌。”郑樵此言此法则多被后人所援引和效法。例如，明《嘉靖仙游县志》卷一《疆域》门小序曰：“郑樵曰： 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贡》分州必以山川而别封域，正疆界，使司民社者各专所守，而不至于虞芮之争、汶阳之侵。古人为国之图远矣。”《通志》用以纪载地理疆域的计里开方之法，亦为后世修志者所继承。如《光绪富平县志稿例言》曰：“前三志地理疆域虽有图说，而道里远近未详，阅者茫然。兹准郑渔仲地理图经开方经讳”。
郑樵《通志》义例对中国方志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自清以降，有的把《通志》视为是方志史上的“传世垂远”之作。如明刘昌曰：“司马迁作《史记》，始立天官诸书。班固乃易言为志，至于今千六百余年，而西汉一代之制见于文字之间者，光景常新，气焰流动，人称汉法，而不敢狎视。……宋郑樵复为《通志》，虽词制不同，要不能出班、马法程，而其传世垂远，因有不可诬者。”[23]有人把郑樵视为与章学诚并列的史志大师。如民国袁嘉榖曰：“夹漈、实斋论精矣……嗟夫！夹漈、对山诸君且未免贻讥于吾人，矧吾人才学识又有愧于夹漈、对山诸君者哉。”[24]但在当代一些学者看来，郑樵似乎仅是一个历史学家，与方志关系不大。故当代诸多方志工具书和方志史专著，大多没有述及郑樵，甚至不给郑樵以适当地位。愚以为，这一偏颇有悖历史实际，应当予以纠正。
注释：
[1]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7。
[2]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
[3][10]仓修良：《史家·史籍·史学》第240页；第243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樵：《寄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5]郑樵：《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3。
[6]郑樵：《通志略?通志总序》末吴绎所书按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7]龚用卿：《刻通志二十略序》，《通志略》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文化专史及其做法》。
[9]刘埙： 《隐居通议》卷31 “夹漈通志”条。
[11]谭抡：《福鼎县志叙》，《嘉庆福鼎县志》卷首。
[12]秦丰元：《松阳县续修志序》，《民国松阳县志》卷首。
[13]章学诚：《方志辨体》，《章学诚遗书》卷14《方志略例》（1)。
[14]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4《释通》。
[15]罗来兴等主编《中国城市方志学概论》第230-231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16]傅振伦：《编辑北平志蠢测》，《地学杂志》第1-2 期，1931年。
[17]《民国威县志》卷首。
[18]张之洞：《顺天府志略例》，《光绪顺天府志》卷末。
[19]邓之诚：《省志今例发凡》，《地学杂志》第9卷第 1-6期，1917年。
[20]郭象升：《山西各县志书凡例》，《民国襄垣县志》卷首。
[21]吴汝纶：《采访志书条例》，《吴先生日记·纂录(中)》。
[22]洪亮吉：《淳化县志叙录》，《卷施阁集》文集乙集卷1。
[23]刘昌：《中都志序》，《成化中都志》卷首。
[24]袁嘉榖：《路南县志序》，《民国路南县志》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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