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0期
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 司艳华
《西域考古录》是清代学者俞浩在道光末年写成的一部西北史地研究著作。全书共18卷,涉及甘肃、新疆、青海以及西藏等地的政治、历史、军事、地理、物产、民族等内容。该书对西北史地资料加以汇辑与考辨，“颇能参证古今，多所驳正”“为考边防者不可少之书”[1]。因此，《西域考古录》在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学术史上可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文献价值。目前学界对此书的文献学价值少有关注。笔者拟从文献辑佚、文献考异与辨误、文献利用三方面来探讨《西域考古录》所具有的文献学研究价值。
一、文献辑佚
日本著名史家内藤湖南曾称《西域考古录》作者俞浩是“一位博览众书从事稳健研究的学者”[2]。俞浩的这种稳健，从其对待所引文献资料的态度上可见一般。俞浩对所引文献资料，一律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虽《水经注》《一统志》《元史》，亦刊其谬，“虽说不如《西游记》，亦取其长，遍采缃素，实事求是”。正是这样的态度，保证了《西域考古录》一书所引文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西域考古录》所引文献，既有传统的经典史籍，又有当时亲历西域者的著作，同时还有一些笔记、别集中提到的西域相关内容。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该书保存了众多现今已失传或他书未详的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辑佚价值。
今已失传者，如《戎幕随笔》。俞浩在《西域考古录》自序中提到参考了“谢氏之《戎幕随笔》及《西北域记》”。俞浩在书中多次提到《戎幕随笔》及其著者谢济世，并直接征引该书内容多达500余字。尤为重要的是《西域考古录》所引《戎幕随笔》中关于库车千佛洞的资料。《西域考古录》卷12记言：
丁谷山千佛洞、白衣洞，即《唐书》所谓阿羯田山。山势自西北迤逦，趋东南，天山所分一大干也。白衣洞有奇篆十余，剥落不可识。洞高广，如夏屋，屋隅有泉流出，洞中石壁上镌白衣大士像，相好端正，衣带当风，如吴道子笔。洞左复有一洞，如曲室，深邃不可穷。前临断崖，见西南诸峰，无名而秀，异者甚众。西日照之，雪光耀晃，不能久视，上下山谷，佛洞以百数，皆元人所凿。佛像亦剌麻所为，丑怪百出，不堪厉目。壁镌楷书《轮 回经》一部，字甚拙，亦元时物，或指唐人刻者，谬也。考白山以西北，唐为突厥施沙雁州界，东为鹰娑都督府地，皆隶于安西府者。白山西北，势极绵亘，如崇墉坚垒，开合云气中，自石浮屠至千佛洞可五六十里。东南斩崖一带，横亘如城，城上复叠两重城，渐隘至 顶，下层望上层，呼之可应。然陡绝不可登，须绕出山背，盘道纡回几十里乃得到，有潭水亩许，不涸不盈。唐时有关隘，以防御突骑施。塔下旧有两截碑，文字可辨者三之一,唐开元三年安西都护吕休璟为监察御史张孝嵩平阿了达干纪功碑也。孝嵩以奉使至，愤吐蕃之跋扈，念拔汗那之式微，以便宜征兵戎落，出安西数千里，身当矢石，俘斩凶夷。故碑中多以常惠、陈汤比之。今仆以大将军之命，奉使至此，其有媿于古人多矣。拔汗那者，汉乌孙之裔也。详见《唐书?张孝嵩传》中。
从这段文字的叙述口吻来看，当是俞浩引自《戎幕随笔》原文。这段文字内容反映了谢济世考察库车丁谷山千佛洞的基本情况，并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如张广达在《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一文中即提到：“丁谷之名直到近代还见于龟兹、库车地区，见清代中晚期俞浩《西域考古录》卷十二转引谢济世《戎幕随笔》。”[3]并以此来推断丁谷之名的使用时期。又如：《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附录二中的《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古代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中所收录的《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类与石窟寺院的组成》以及《佛教石窟考古概要》等文献都注意到了俞浩所引的这部分资料。而龟兹研究所朱英荣与王建林合撰的《龟兹石窟的考察与研究》一文更是据《西域考古录》所引文字认定谢济世是龟兹石窟废弃后第一个考察龟兹石窟的人。[4]由此可见，俞浩对《戎幕随笔》一书的引用，不仅保存了该书一些珍贵的内容，同时也使这些文献资料发挥了重要的研究价值。
《西域考古录》还保存了诸多他书未详的文献资料。其一,有关元人耶律楚材所作《西游录》一书部分所失内容。《西游录》因其强烈的反道教主旨，在刊行以后不久，就已“人所罕见”[5]。元初，盛如梓在其所著《庶斋老学丛谈》中曾经将其节录，后来一度留传的即为这一节录本。直到1926年在日本发现了一部旧抄足本《西游录》的全貌才得以呈现。而《西域考古录》在卷10、卷11、卷15中所引用的《西游录》资料则为盛氏节录本中所没有。清代著名史家李文田注意到这一点后，在其所著《西游录注》的文末附上了《西域考古录》所引《西游录》资料三则及相关注解。《西域考古录》所引《西游录》的资料内容，对进一步研究和利用《西游录》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其二，如有关北宋欧阳态所撰《舆地广记》一书部分所缺内容。《西域考古录》曾多次提及此书，并对该书内容有所征引。如《西域考古录》卷13记载：
《舆地广记》：“拓厥关在昆河水上，有铁骑五千戍之，其西五十里为白马，渡路通瀚海军。白山南有铜铁厂，军民杂聚为冶铸之所。关城两山壁立中，峡深百十丈，水流其中，日夜有声，人行北山颠，俯视颠悸魂摇，过大龙峪、千佛洞，逾岭至突骑施沙雁州，西至拨换城，由北山口二百里，关距安西府百里。
检索今存《舆地广记》，并无此段文字及相关内容。法国学者伯希和、列维所著《吐火罗语考》亦言：“检《舆地广记》数次，不见此文”；并认为这段文字系俞浩伪造。[6]俞浩一生未涉足西域，他关于西域所有知识皆来自于各家学说，基于这样背景，这段文字应当有所来源，或为《舆地广记》别种版本，或来自其他典籍而被俞浩误抄。无论怎样，这则资料都有待于进一步正本清源。
二、文献考异与辩误
文献考异与辨误是《西域考古录》的重要内容。据粗略统计，俞浩在书中的考异与辨误共160余处，对所征引文献几乎都有涉及，力求精准无误。
对于书中所提到的讹误之处，虽然俞浩的考证与纠谬并不一定全部正确，但他考证与辨误的过程，却是经过认真推敲的，其中大部分结论是有道理的，且被后来学者所认可。如《西域考古录》卷6言：
按《元和志》：州境东南至肃州四百八十里《寰宇记》：东南至肃州界首三百四十里。以今安西州至关五百九十里，推之，今州盖常乐县地也。盖旧镇城在今布隆吉尔。雍正元年，曾于彼建筑郡城，周六里有余。距今安西新城百六十五里，今墙垣仅存。有都司千总等武职，马步兵四百五十七名。所谓布隆吉尔营者，乃唐之晋昌县，瓜州治之故城也。
俞浩在此对唐瓜州城旧址的推考，为后来亲历西域的陶保廉所注意，并认为俞浩所提唐瓜州在双塔堡是比较接近史实的观点。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卷5过布隆吉条下，参照了俞浩的观点，并按《元和志》所记瓜州与肃、沙二州间的距离，进一步推测出唐瓜州在清双塔堡附近的观点。[7]关于唐瓜州城地址的问题《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文献提供的资料并不统一，且并未指明具体位置；清代的一些方志也只是泛泛记录瓜州历史沿革，而不能指出唐瓜州的故址所在。陶保廉注意到了俞浩认为故址在双塔堡的辨谬及推考，并在自己亲历的基础上，推测唐瓜州当在双塔堡附近。向达根据《辛卯侍行记》及自己亲自考察，最终认为唐瓜州就在双塔堡附近的苦峪城。[8]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俞浩得出的唐瓜州城地址并不准确，但这一地址最终得以明确，显然与俞浩最初对诸书的辨谬、推考是分不开的。而《西域考古录》一书对典籍记载中的讹误或者不统一之处进行辨谬、推考，无疑对后来学者更客观地看待前人史料，更准确地使用史料，更严谨地进行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即使是书中那些尚未被证明一定正确，或者可能是错误观点的纠误事例，对后来的研究者也同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在俞浩对这些文献记载内容进行质疑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对后来研究者的一种提醒，即此处可能存在问题。这种提醒会引起学者对《西域考古录》的考证过程及结果作进一步研究，并且随着这种深入，一个个有疑问的问题会被逐步辨误或者辨正，而这个辨误或者辨正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古人遗留下来的典籍中内容进一步精准化的过程。而精准化之后的典籍，在后世引用史料从事各项研究时，无疑将发挥更大作用。俞浩本人在纠正文献谬误时，也是本着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他认为只是怀疑并不能确定的部分，都清楚地将自己的想法列出，供后来者参考。如卷11载：“考讹打剌城，在土鲁番东，又东南五百里，于布隆吉河相近，其详已不可考，附书以俟博雅君子。”[9]
总之《西域考古录》中对文献考异与辨误的内容无疑具有重大价值。俞浩对典籍中存在问题处的质疑及推考，使后来的研究者看到各书记载的差异，对这些问题的澄清，无疑将为西北史地学研究作出更多贡献。因而，对于《西域考古录》所涉及的这160余处文献纠谬，实在值得学者对其进行汇集并一一考证确认，以辨明这些问题正确与否。
三、文献利用
《西域考古录》一书内容涉猎广泛，为我国的西北史地学研究提供了众多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
首先，书中所包含的相关历史、政治、军事内容，为后来的修志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西域考古录》对其中所包含的20多个地区及其下所属的50多个厅县皆从历史沿革、山川风貌、历史事件、地理军事意义几个角度进行记述。在记述过程中，俞浩又综合各家史书的相关记载，在内容上取各家所长，补各家所短，方便了后来研究者对于该地区历史、政治、以及所发生军事事件的研究。对于下属厅县这些小地方政治、历史、军事事件的详细记录，也为后来专门修撰这些地区的地方志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如：《轮台县地名图志》《高昌史稿》《酒泉文史资料》《可西走廊历史地理》《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等书，皆注意并吸收了《西域考古录》中所记录的相关史地学材料。
除此之外，《西域考古录》的军事地理色彩非常浓厚，它继承了《读史方舆纪要》对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的论述方式，强调了西域诸多地区的军事地理意义。在《西域考古录》中所叙述的政区沿革和山川形胜，皆从历史上穷本溯源地备述其军事价值，如卷11谈到焉耆在西域的军事地位时说：“焉耆为国，斗绝一隅，每恃险远，抗衡中夏。”[10]并记述了北魏至清乾隆时期有关西域焉耆的重要战事。同时，参考当时亲历西域之人的著作，如卷7引丁棻《巴里坤南山新修运道记》，补充了清代以来西域的军事地理内容。俞浩在叙述中也很重视地利在战争中的作用，常以“岂非地利之一异乎”（卷16上）“岂非以地利之得乎” (卷5)等来抒发自己对地形优势的重要感慨。因此，他结合历代军事事件，分析具有重要军事地理意义的山、水、城、堡等的地理形势，并指出其重要性，对后来的治边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而在政治策略上《西域考古录》同样为后人提供了很多经验性的历史材料。在《西域考古录》一书中记录了大量政治历史事件，这些政治事件中有些发生在民族之间，有些发生 在中原政府同西北边疆地区之间。这些事件亦包含了历代不同的治边政策及建议。如卷7,俞浩在谈论明代经营西北的策略时肯定了霍韬的招抚固边之议，并赞其“为达变深识之 士”[11]。这些内容都从一个侧面为后人提供了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又以这些事件,提醒当局政府在西北边疆问题上制定正确政策、采取正确措施的重要性。《西域考古录》中所记述的这些政治、军事上的内容已经突破了它在学术上的价值，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更多现实意义。
其次《西域考古录》作为一部西北边疆的历史地理著作，其中包含了大量与西北少数民族相关的内容，这为后来的少数民族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其中既有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及主要种植作物的内容。如卷1: “民虽少而土人则众，弓、矢、殳、矛比屋皆有，无事则耕屯为生，有事则守望相助。土地所出，则麦、豆、青稞，且以转资邻境。”[12]亦包括对商胡们市场交易物品的记载。如卷2 “大通县”条下：“白塔为商胡走集之地，狐貉、舍利、鹿麇、羊羔之皮、金刚钻、镔铁、琅矸石、五色毡薦、多罗、琐伏香、牛皮、撒黑剌、阿魏、苦术、吟刺、各种葡萄、驴马、橐驼、牦牛、犏牛、羱羊，捆载而麇集于此。”[13]这些关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风俗等的内容散见于《西域考古录》所记载的各个地区及其下属州县。除了这部分内容外，书中还记载了关于少数民族种姓发展、地名译名的内容，如“各部落如突厥十箭、回纥十一姓、昭武九姓、吐火罗二十七种”等。这些内容不仅记载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还考辨了其起源，为后来的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如刘义棠在《突回研究》《维吾尔研究》《〈钦定西域同文志〉校注》等书的研究中，《西域考古录》作为一部重要参考文献，帮助他在对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域地名考证中取得了重要突破。岑仲勉在关于达旦、敦煌、于阗等史地问题的考证中，曾参考利用了《西域考古录》的相关内容。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吐火罗语考》一文中，亦参考利用了《西域考古录》的相关内容。
最后，《西域考古录》对城池、山川、河流地理方位的记述和考辨，为后来的西北史地研究者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全书所占比例最大的就是地理方位的考辨，这也是西北史地研究者对其作品关注较多的部分。因而，这部分内容较其他部分具有更大的学术影响。《西域考古录》成书不久后，即对当时诸多西北史地研究书籍起到了参考作用，如：清李光廷所著《汉西域图考》即参考了其中的一些地理方位材料及考辨观点，而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亦多次提到俞浩《西域考古录》所述地区所在方位的记述，或肯定其中所言地理方位的正确，或对其进行质疑，全书对自己所记录地区的地理方位多次以《西域考古录》为参考史料。而清代历史学家李文田不仅谈到该书所言观点，还对其进行批校，并在《西游录注》书尾附录《西域考古录》所引《西游录》资料3则，另在注释《西北域记》“瀚海石”一条时，亦参引《西域考古录》之观点。[14]此外，还有许多国内外著名史家在进行西域史地考证的过程中参引了《西域考古录》的相关内容，如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的杨守敬、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日本著名史学家安部健夫与长泽和俊等。[15]这从侧面体现了《西域考古录》所具有的史地学研究价值。
除了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外，《西域考古录》所包含的丰富资料还从各个角度对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帮助，如《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吸纳了其中关于经济生活部分的内容；而《新疆通志?气象志》参考了其中对于气候的记载；《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参照了其中关于物产及物种的记录；《民勤绿洲的开发与演变》则参考了关于湖水面积及其变化情况的记载。这些内容虽然在书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却为后来的研究者间接提供了帮助。
综上可知，清代学者俞浩所作《西域考古录》一书在我国西北史地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文献学价值。
*本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西域考古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XJEDU040214C01)研究成果之一。
[1]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年，第475页。
[2][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2页。
[3]张广达：《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4]新疆大学教授周轩对该说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戎幕随笔》一书的作者另有他人。参见周轩：《谢济世考察龟兹石窟说辩误》《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
[5]张兵：《从〈西游录〉看辽金元时代的一次佛道斗争》，赵维江主编《走进契丹与女真王朝的文学?第三 届中国辽金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224～225页。
[6]参见[法]谢阁兰、伯希和等著，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第136页。
[7]王北辰曾指出：“光绪年间，陶保廉在其《辛卯侍行记》卷5过布隆吉条下，参据俞浩的《西域考古录》,并按《元和志》所记瓜州与肃、沙二州间的距离，推测唐瓜州城在清双塔堡附近，这才使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参见《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编辑组《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 2000年，第343页。
[8]1942年向达赴西北访古，曾考察过破城子、榆林窟一带。1944年撰写成《玉门关、阳关杂考》一文，后改题为《两关杂考》，收进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内。他参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辛卯侍行记》等，第一个提出了： “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玉门关则在其北。”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8页。1944年随同向达赴西北考察的阎文儒也推论说：“锁阳城即或者就是唐代的瓜州城。”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
[9]俞浩：《西域考古录》，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西北考古文献》第2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144页。
[10]《西域考古录》，第125页。
[11]《西域考古录》，第408页。
[12]《西域考古录》，第88页。
[13]《西域考古录》，第161页。
[14]参见高良佐《西北随轺记》，建国月刊社，1936年，第246页。
[15]参见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陈桥驿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4页；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外一种）》，中华书局，2004年，第85、259页；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 书局，1981年，第18、174页；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62、91、313页；[日]安部健夫著，宋肃瀛等译：《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2、385、389、 392、407页；[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2页； 英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全四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