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0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曾荣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在历代方志编修实践基础上形成，又用以指导当前全国方志编纂的方志学，则是近代方志文化发展的重要结晶。当前学界关于方志学的论著为数甚多。可是，究竟什么是方志学、方志学本质若何、渊源何处、产生了哪些发展与转变，各方说法分别甚大，亟待厘清。本文系统梳理方志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借以探索近代方志学出现的历史渊源，揭示近代方志学由专门学问向独立学科转变的历史轨迹，以求正于学界同仁，并希冀有益于当前全国方志编修与方志学学科建设。
一、历史渊源：近代方志学的出现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条件。就方志学出现的历史渊源而言，既有学术传承与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也有近代方志编纂的持续推进与方志理论的不断演进。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近代方志的大规模编纂，孕育了方志学出现的客观条件。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的修志实践与理论创新，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近代以来，全国地方志编修工作持续不断，名志佳作不断涌现的同时，修志理论也日臻成熟。清代以戴震、章学诚、李兆洛等为代表的硕学名儒躬身于修志实践，初步形成与发展了修志理论；尤其是章学诚，被后人视为方志学之始创者。[1]民国时期，因应于地方志编修的需要，从1914年浙江通志局成立起，至1927年，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黑龙江、贵州、四川等省均设 立了通志局。各省修志机构的成立，有力推动了各地志书的编纂。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正式颁布实施，要求“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这不仅构建了一套国民政府内政部统一管理、地方政府直接负责的通志馆运行体制，还形成了全国大规模创建修志机构的局面，掀起了各地编修通志的热潮。[2]据统计，民国时期共成立22个通志馆，其中20个省级通志馆，2个市级通志馆，共修成16部通志稿，取得了较为丰硕的修志成果。
就志书数量而言，清代各类志书编纂总数达4889种，民国虽然只有短短38年，但志书编纂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却是历代修志实践不能比拟的。其中所修省志45种、市志12种、县志1074种，各类志书合计1571种，平均每年编修41. 34种，远远超过清代的年18.31种。[3]可以 说，志书数量之多反映了修志规模、效果与影响的不断扩大，而近代方志的大规模编纂，无疑为方志学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近代学术传承的良好风尚，形成了方志学出现的学术环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学术风气逐渐转移的影响下，修志者对前辈的学问相当敬重，在参与编纂工作的同时，还拜在前辈的门下。如奉天通志馆的金毓黻为吴廷燮弟子，在金氏写给总纂吴廷燮的书信中，金氏以弟子身 份报告其“近来赶修《通志》，将旧稿加以增补，大约大事、沿革两志不日即可定稿”的情况,并就“疆域、山川、选举、职官、金石、艺文诸志”所遇资料缺失问题，恐“为人指摘”等忧虑，请吴氏“予以督教”[4]。广东通志馆的温丹铭与饶宗颐是拜门墙之师生关系，该馆陈梅湖与饶宗颐还以伯侄相称，虽没拜门墙但也有师生关系。概言之，近代学人围绕修志实践多方教授、互相砥砺，形成了敬重学界前辈的良好风气，这不仅有利于志书的编纂，而且使固有的中国学术文化得以传承。[5]
以地方志编纂为契机，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修志人士经常鸿雁传书、函电往来，并且通过主持报刊专栏、举办学术会议等方式，就方志学理论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形成了方志界交流互动的良好风尚，大量有关方志学研究的论著也应运而生。1923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清代 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6]，开创了方志学研究的先河。继而河北通志馆馆长瞿宣颖撰写《志例丛话》[7]。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泰棻的《方志学》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李、傅二人分别在绥远和河北通志馆任职。此外，湖北通志馆总纂王葆心发表《方志学发微》江西通志馆总纂吴宗慈出版《方志丛论》、河北通志馆纂修甘鹏云出版《方志 商》等。毋庸置疑，近代方志学论著的大量出现，有力地推动了修志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方志学出现的重要表征。
第三，西学东渐背景下“科学”的引入，提供了方志学出现的学科基础。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概念输入中国，当时的学界，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在内的许多学者都以分科治学为科学，主张“以学为单位”，将其“谓之科学”并且基于他们对科学的崇拜，相信分科治学是以学为本，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下公理。[8]而在引 进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概念的同时，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
与此同时，西方科学技术输入中国，推动了传统方志的近代转型，具体表现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分科治学理念对传统修志的指导，以及近代科技手段、科学方法在近代修志中的应用。志书的编纂宗旨、体例、篇目、内容、技术手段等的革新，即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表现，由此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修志理念的变革，促进了近代方志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为方志学的出现提供了学科基础。
二、“专门学问”方志编纂学的形成
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方志学研究，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梁启超、李泰棻、傅振伦等人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方志学，取得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成果。1924年，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中首倡方志学，并认为编纂地方志“年代愈晚，则陈迹之须考证者愈繁，故去取别择，亦成为专门技术”即把编纂地方志视为一项专门性工作。与此同时，梁氏还从方志编纂的角度，借用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阐释方志学学术构建的重要意义，提出“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而方志“编纂之形式”决定了志书优劣的观点。在梁启超看来，章学诚将方志的概念由“地理书”改造成“一方之全史”将方志的功用扩展为“专以供国史取材”，进而提出设立志科、保存资料等富有创新精神的建议，达到了构建方志学理论体系的高度。[9]
方志学筚路蓝缕之际，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梁启超并非独行者。1931年，顾颉刚和朱士嘉 共同发起《研究地方志的计划》，该计划针对中国旧学问“是片面的，是散漫的，而不是系统 的；是文学的，是艺术的，而不是科学的”状况，建议大力发掘中国地方志这一文化宝藏，由 此倡导将“各丛书、各大藏书家所有的志书，汇合编纂”，以此作为研究地方志的“先决问题”，进而将地方志“编纂”与“研究一种学问”结合起来，为方志编纂学赋予了新的内涵。[10]
同时，傅振伦因应于民国《北平志》编纂的需要，撰写发表《编辑北平志蠡测》，详述“编纂《北平志》之意义”，旨在阐释唯物史观兴起以来“历史之科学化”背景下，方志编纂学所 面临的新动向，即“凡独自成为专门之学者，亦应叙其源流，详其嬗变之理”，而作为“专门之学”的方志编纂学，其新修志书的体例、篇目、内容等，应当由“专门学者”来从事“专门之 研究”[11]。需要强调的是，1932年2月，傅振伦联合孙楷第、王重民二人，向因著述《方志考 稿》而被时人誉为“发辉光大‘方志学’”的瞿宣颖致函，告以“在通志编纂时期，则文献馆为通志馆之粮台”，即强调文献在编纂中的基础作用，并从“采辑方法”“编纂条例”等入手,阐释方志编纂学的理论体系。[12]4月3日，傅氏与王重民再次函告主持河北通志馆的瞿宣颖，称“编纂则应求专门人士，主持规划，非是莫办也。至若特别专一之事，或委之各厅，或分聘名家，均无不可”。可见，民国方志学家以方志学“专门学问”为旨归，通过将志书编纂工作委诸“专门人士”，实现方志编纂学的推陈出新。[13]
1935年，李泰棻编写的《方志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近代中国第一部以“方志 学”冠名的学术专著“讨论要点凡四：（一）方志之性质，（二）旧志之偏枯，（三）方志主张，（四）方志编法”。在《方志学》中，李泰棻对《武功县志》《朝邑县志》《吴郡志》等7种旧志进行批判，详述章学诚修志的6个“不当”，目标直指章氏修志“志例之驳议”[14]。
李泰棻以近代方志转型的理念，批判地继承前人修志思想，对方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无怪乎当时有书评称：“方志之本质安在，迄今罕有论述；有之，自李泰棻之《方志学》始”[15]。可见，李氏主张的方志学不仅承袭传统方志学的研究理路，而且从编纂之学的角度，对近代方志学理论作了新的诠释。对此，瞿宣颖在评论李氏《方志学》时，亦不无赞叹地说“李君这部书，还是讲方志学的第一部完整著作”[16]。
那么，瞿宣颖说的方志学究竟是后人所说具有条理系统的方志学学科，还是指方志编纂之学？显然，这个问题涉及方志学的历史渊源，其探讨将有助于厘清近代方志学的渊源流变。对此，梁园东在评论李氏《方志学》时表示“专论方志编纂，此书尚为创作。读者可以借此略知昔日地方志之大略，志书之体裁内容，及应有之编纂方法”[17]。显然在梁氏看来，李泰棻所论方志学属方志编纂范畴。
在时人所撰有关方志学的论著或书评中，万国鼎的《方志体例偶识》颇有见地。该文从方志编纂学的视角，系统考察梁启超、瞿宣颖、李泰棻、傅振伦的方志学理论，认为章学诚以编纂 《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于方志最负盛名”，可见梁启超“谓方志学之成立自实斋始，诚非虚语”。而瞿、李、傅氏所论方志学，均强调编纂方法之重要，即“方志体例及各门之应如何编纂，似为方志学之中心”[18]。可以说，包括万国鼎在内的当时学人视编纂为方志学之中心，这反映了编纂之学在修志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确立了方志编纂学这一专门学问的历史地位。
三、“独立学科”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近代以来，传统修志理念的革新与近代科学方法的应用，促使渊源于方志编纂的方志学理论发生变革，由此时人在修志实践中逐渐注重科学方法的应用。如《广东通志馆期成计划书》指出，修志之要“在合乎近代精神，运科学之方法以求古今变迁演进之文化”[19]。同时，修志 者尝试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志书中大量运用科学仪器测绘地图，这显示了修志方法与技术的变革，引发了修志理念的鼎故革新。浙江通志馆余绍宋亦尝试将科学方法和修志为用纳入旧志革新的范畴，希望实现修志理念的转变，并强调“现代科学既昌，安可不采用其方法与精神，而使记述合乎其原则”，为此将近代修志思想归结为“以史为归”和“以现代为准”的历史规则。[20]
在科学方法运用于修志实践的持续影响下，时人亦从“科学”立场出发，对方志学予以重 新审视。1934年，张树棻纂辑《章实斋方志论文集》，认为梁启超之所以提出“方志学之成立，自实斋始也”的论断，显然是“以今日所谓科学方法，用以治史”的结果。而在科学方法的推动下，学界“以史学之大，以治方志之微，至方志学说，大放光彩”。张树棻此语道出了“科学”之于方志学发展变迁的重要影响，强调章氏方志学“极尽科学之目光”的独特之处，但 “反复展读”章氏方志学说的张树棻，在探索方志学发展变迁之时，并未注意到学科构建这一重要趋向。[21]
事实上，在西方分科理念的影响下，时人致力于方志学理论构建时，已经涉及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这一重要议题。1935年12月，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以篇章形式系统阐述方志的名称、种类、起源、发展、性质、功用、价值、地位等，为构建方志学科学体系进行了初步尝试。[22]王葆心也于1936年撰成《方志学发微》，该书导源篇从地理学、史学、经学、文学各个学科角度考察方志的历史根源。[23]1938年，甘鹏云的《方志商》刊行，该著从修志实践出发，系统论述了通志编修的义例、凡例等问题，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修志理论与方法。[24]在当时“各部门学科，均须以科学方法整理之”的学术背景下，方志学论著层见叠出，这使得方志学理论不断得以深化，为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25]
反观这一时期的修志实践，在方志学学科体系不断演进的影响下，其重心亦由重视“编纂之学”向以“科学”为旨归转变。庄为玑在《方志研究刍议》中专论“新方志之编修”时指出，凡新修方志“必有划一之体例，以便修行编纂”；其编纂的要旨，尤应明确“目前科学 日进，史地遂以分家”的事实；为此他提出“新方志者乃合来原演变分布联系为一之科学，非如昔日附庸于历史之书也”的重要论断，并将其视为“理想中之新方志”[26]。与庄为玑视新方志编纂为一门“科学”的观念颇为相似的是，胡行之亦于1936年发表《论方志的编辑》，提出方志编纂须聘请“通晓社会科学之人，才能胜任”，尤其是擅长“形而上的科学”与“形而上的制度”之人“担当编辑之任”，即认为具有“科学”思想内涵的方志学“方是崭新的方志学”[27]。
随着近代学术研究专业化的盛行，一些参与修志实践的教授也在大学开设方志学课程。如河北通志馆馆长瞿宣颖曾在南开、燕京、清华等大学讲授方志概要和方志学课程;[28]1933年，朱希祖与罗香林分别在国立中山大学讲授地方志研究课程;[29]1945年，顾颉刚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开设方志实习课等[30]。同时，在分科治学理念的影响下，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益高涨。卢建虎在《战后修志问题》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大学设志学系的主张，主张“各大学文学院增设志学系，延聘深通志事者为教授，奖励青年，专习方志之学，俾造就专才，以备他日分纂志籍之需”[31]。而在西方分科观念的持续影响下，学术研究专科化大行其道，伴随着近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方志学亦趋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高校院系化与学科专门化的背景下，分科教学与分科求学已成大势所趋。1981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方志学课程，为全国修志培养人才。此后，上海大学、河北大学、宁波大学以及全国一些地方纷纷举办方志研究班，培养方志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及方志学专业培训生。为满足高校方志学教学需要《方志学通论》《方志学》《方志学史》等一批阐述方志学学科体系的著作相继出版，由此掀起了方志学独立学科构建的热潮，这一趋势至今 仍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近代方志学研究随着修志实践的大规模开展而逐渐深化，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首轮修志广泛开展以来，有关近代方志学家及其思想的探讨日益增多，相关研究逐步深 化，方志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脉络也日益明晰。而在全国普修方志的背景下《中国方志学概 要》等旨在为修志人员培训提供教材的专著也应运而生，这不仅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地方 志的大规模编修，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方志学的转型与发展。
结语
总之，渊源于方志编纂的方志学理论，在近代方志转型的背景下，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有了新的变化。而受西学影响，分科治学大行其道，这无疑促进了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形成。随着大学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分科教学与分科治学的理念不断深化，由此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方志学学科体系不断演进的影响下，方志学的重心亦由重视编纂之学，向以科学为旨归转变，同时方志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完善的历史进程也仍在继续。
诚然，研究和考察近代方志学产生的历史渊源，系统勾勒方志学概念依时、因境产生流变的历史图像，有助于厘清近代方志学概念的内涵，深化方志学史的研究。而以近代方志学研究为切入点，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背景下知识制度的鼎革、学术文化的传承及各种意识形态的纠葛,则有助于窥探社会剧烈变动背景下旧的价值系统与新的知识形态、传统修志观念与近代科学方法、中国传统学问与西方学科体系等，各种复杂关系交相互动的历史场景，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与变迁。
可以说，历代方志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对近代方志学渊源流变的考察，可以窥探方志学基本内涵衍化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为当前全国方志编修以及方志学学科建设，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项目编号：13CZS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参见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8号。
[2]参见《内政部咨发修志事例概要》（1929年12月25日），辽宁省档案馆选编：《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辽沈书社，1983年版,第83—86页。
[3]参见曾荣：《近代方志转型的内涵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1日。
[4]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3547页。
[5]参见曾荣：《民国通志馆述略》，《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2期。
[6]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8号。
[7]瞿宣颖：《志例丛话》，《河北》1933年第1卷第1期。
[8]参见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傅斯年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9]参见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581～4588 页。
[10]参见顾颉刚、朱士嘉《研究地方志的计划》《社会问题》1931年第1卷第4期。
[11]参见傅振伦：《编辑北平志蠡测》《地学杂志》1931年第19辑第1～2期。
[12]参见傅振伦：《与孙楷第王重民致瞿宣颖函》，《傅振伦方志文存》，黄山书社，1988年，第55～57页。
[13]参见傅振伦：《与王重民二次致瞿宣颖函》（1932年4月3日),《傅振伦方志文存》，黄山书社，1988年,第58～62页。
[14]参见李泰案《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
[15]高迈：《书评：方志学》，《出版周刊》1935年第128号。
[16]瞿兑之：《读李氏方志学》，《禹贡》1935年第3卷第6期。
[17]参见梁园东：《读书提要：方志学》，《人文月刊》1935年第6卷第9期。
[18]参见万国鼎：《方志体例偶识》《金陵学报》1935年第5卷第2期。
[19]参见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通志馆期成计划书》，档案号：20-001-74-070-074。
[20]参见《略评旧志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馆馆刊》1945年2月创刊号。
[21]参见张树棻《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序》，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瑞安仿古印书局，1934年，第1～22页。
[22]参见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
[23]参见王葆心：《方志学发微》，湖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铅印注析本，1984年，第246页。
[24]参见甘鹏云：《方志商》，黎锦熙、甘鹏云著《方志学两种》，岳麓书社，1984年，第159页。
[25]参见张师惠：《关于方志之我见》，《河北月刊》1936年第4卷第6期。
[26]参见庄为玑：《方志研究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36年第6期。
[27]参见胡行之：《论方志的编辑》《文化建设》1936年第2卷第12期。
[28]参见田吉：《瞿宣颖年谱》，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1页。
[29]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第202页《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廿一年度全院教员担任课目总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编：《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课程总目》，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2年, 第3、20页。
[30]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
[31]卢建虎：《战后修志问题》《东方杂志》194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