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6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所 党斌
地方志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明、清、民国时期是地方志纂修的高峰阶段。据粗略统计，明代纂修志书1500余种，传世者400余种；清代纂修志书仅传世者即5500种；民国时期，在明清两代纂修志书基础上，重修、续修各类方志文献总数亦有1500余种。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我国现存方志总数约为8500种。同时，晚清、民国时期也是我国地方志外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流入欧洲、北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地方志成为今域外方志的主要组成部分。正如陈桥驿所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方志主要“参照国内各种藏书目录编成，大陆以外，仅与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及日本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核补”[1]，域外方志文献则未能涉及。
一、域外汉籍与域外方志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与海外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在此过程中，流散海外的各类中国典籍文献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资料，并出现了域外汉籍研究的热潮。张伯伟认为，域外汉籍是与中国本土所藏汉籍文献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三是流失域外的中国古籍。[2]其中通过不同途径流失域外的汉文典籍文献数量巨大。[3]由于域外汉籍涉及世界各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因此关于域外汉籍的总体数量，目前尚无权威、准确的统计数据。据程海宏《我国众多古籍流失海外具体数量种类难统计》[4]一文所作粗略统计，大概分散在20多个国家的90多个机构中，总数达百万册之多。
据钱存训早期的实地考察，美国、加拿大两国中文藏书最多的12个东亚图书馆内中文藏书共260余万册，其中善本及特藏共30535种。[5]此数量为20世纪80年代所统计，此后又陆续有大学、科研院所和私藏机构公布相关的馆藏汉籍目录，因此北美地区所藏汉籍文献应多于以上所列数据。在欧洲，仅据《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6]著录，其馆藏各类汉籍文献就有2万余种，法、德、荷、意、俄、瑞典、瑞士等国亦有不同数量的汉籍保存至今。[7]相较而言，汉籍流入日本的历史更为久远，规模更大，数量更多。浙江大学王勇因此提出了“书籍之路”的命题，并出版了《中日“书籍之路”研究》[8]一书。严绍璗教授多次赴日考察“共得日藏汉籍善本（明本与明前之本）近8000种”[9]，并认为“到了18世纪，当时清代所保有的文献典籍的70%～80%便已经东传日本”[10]。从实际情况来看，仅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汉籍就有23余万册。因此，上述8000种这一数字，仅为日本各类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研究所、私人机构等所藏汉籍文献的一部分。
在大量域外汉籍文献中，历代地方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与地方志编纂、记录的内容及其作为史部地理类文献的特性有很大关系。地方志作为专记一地风土人情的百科全书式资料，对于了解区域历史沿革、文化风貌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为历代学者所关注。同时，对于外国阅读者来说，地方志是他们深入了解中国地域文化的文献，其中记载的内容比正史文献要丰富许多，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因此受到海外汉学者的高度关注。部分学者提出，可粗略地估算，域外方志文献约占馆藏机构中文图书藏量的5%左右。[11]就此推算，域外汉籍中的历代方志数量十分可观。就其收藏分布而言，美国、日本为最，欧洲各国次之，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各类机构均有收藏，部分单位的存藏目录已陆续出版。
从各类目录的著录情况可以看出，美国、日本两国为域外方志的主要存藏国家，各类机构的目录编纂起步较早，且相对全面，目前对其存藏状况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对其他国家所藏中国地方志的状况了解不够全面和准确，域外方志的总体数量尚无确切数字。据陈桥驿20世纪90年代统计，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5国著名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有1.3万种,[12]从近年陆续公布的各类资料来看，实际存藏数量应当更多。应当还有相当数量的域外方志尚未著录，其收藏情况和数量尚需进一步详细的考察，韩国即为其一。
二、韩国现存中国地方志文献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日本、越南和朝鲜半岛（包括今韩国、朝鲜）均以汉字为官方文字或主要书写记录文字，因此，部分学者提出了以上述诸国构成的广义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东亚文化圈”的概念，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赞同基于客观历史现象所提出的“书同文”概念。[13]无论概念上如何界定，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均是相同的。其中朝鲜半岛自3世纪左右即开始使用汉字作为书写和记录的文字，至15世纪中期朝鲜世宗大王创造朝鲜文字之前，朝鲜半岛典籍文献均以汉字书写。朝鲜文字创制推广之后，许多学者出于阅读前代文献和研究之便，仍然研习汉字。今天的韩国古史研究学者仍然具有较高的汉字阅读水准。
基于上述原因，今韩国各类图书馆、博物馆、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中所藏汉文文献资源十分丰富。其中既有朝鲜半岛前代文人以汉文书写的各史书、文集等，亦有中国古代四部典籍的高丽、李朝朝鲜刻本或抄本。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中国典籍通过官方使臣互访、文人士大夫求购、两国文人之间互赠等多种途径流入朝鲜半岛。[14]据统计，截至2010年年底，仅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藏各国历代古籍就达27万册，其中韩国古籍18.2万余册，日本古籍5.3万余册，[15]中国古籍约3.5万册。1976—1979年，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先后刊行《外国古书目录》4册,书中共收录中国古籍1997种、31242册。[16]此外，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庆北大学、韩国中央研究院等大学及各类图书馆、博物馆等均有不同数量馆藏古籍。因此，韩国是当今域外汉籍重要的存藏地之一。
在韩国丰富的汉文典籍中，亦有中国历代方志保存，但因数量较少，除少数韩国学者外，少有学者关注。因此，目前对于韩国所存中国方志典籍情况的了解，远不如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各国。事实上，中韩之间的典籍文献交流历史悠久，结合正史记载，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17]此后历唐宋至明清千余年间，双方典籍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朝鲜王朝时期，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集中国四部文献并进行保存，是汉籍传入的高峰时期。与此同时，方志的编纂在明清时期蔚然成风，刊印种类繁多。因此，方志与其他四部文献一同传入朝鲜半岛，并保存下来。
据《内阁访书录》记载，朝鲜正祖时期自中国所购图书中已有部分方志文献。[18]如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志书的《华阳国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和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等地理总志就是在此时传入朝鲜半岛的。此外还有5种成书年代较早的府县志，包括宋代的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元代的至正《金陵志》明代的成化《杭州府志》嘉靖《南畿志》。[19]《内阁访书录》关于以上数种方志的版本虽未加叙述，但根据核对，各志多为清乾隆时期刻本，且保存至今。相较而言，以上诸志在中国和美国尚有较早版本。结合《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旧方志目录》等著录情况来看，嘉泰《会稽志》宋刻本已佚，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均存明正德五年（1510)仿宋刻本;宝庆《会稽续志》宋刻本已佚，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明正德仿宋刻本；至正《金陵志》即《四库提要》著录之至大《金新陵志》，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均存至正四年(1344)刻本及正德十五年补刻本；成化《杭州府志》有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嘉靖《南畿志》，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均藏有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
明、清、民国时期，各类一统志、府县志、山水志等陆续流入朝鲜半岛。据韩国首尔大学人文学院东洋史学科吴金成教授统计，今韩国主要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明、清及近现代以来各类方志共有1064种,[20]其中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中国方志21种。2011年，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研究所金孝京博士应邀参加首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并在大会上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中国古籍概况及地方志资料介绍》为题，对该馆收藏中国古本文献进行了概述，指出该馆所藏中国方志实际数量当为51种。共有《元和郡县图志》《大清一统志》《补元和郡县志四十七阵图说》等总志4种、其他通志8种、府县志32种、山水志4种、乡镇志2种、卫志1种。从行政区划上涉及含台湾在内的17个省市地区，其中仅该馆收藏而韩国其他机构没有存藏者就有21种。[21]由此可见，韩国现存中国历代方志的实际数量要多于1064种。
除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外，韩国其他机构亦有不同数量的方志收藏。除明、清两代方志外,若将民国时期各方志版本也统计在内，总数达千余种。其中年代较早者，仅就吴金成编目著录情况来看，元代1种，明代10种（其中抄本2种），清顺治年间3种、康熙年间27种、雍正年间12种（其中抄本2种），乾隆以后的各类方志版本和数量明显增多。吴金成所编目录对“满蒙丛书”“中国方志丛书”等丛书之版本亦有著录，但对于各书版本的表述不够统一，又无版式等详细信息，故其中部分著录方志的版本表述有待商榷。如其著录之《宁夏府志》明抄本，表述为“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更为妥当。类似情况尚有多处，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韩国存藏中国地方志特征及相关问题
通过考察不难发现，韩国存藏中国历代方志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特征：
第一，韩国虽为域外汉籍存藏的主要国家，其所存各类汉文典籍文献数量确实十分丰富，但中国历代方志文献在其中所占比例较少，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方志更少。这一方面与明清时期政府对地理类书籍的禁购令有关；另一方面则因韩国所存中国方志多以文化交流形式流入，而不存在美国、日本大规模集中收购的现象。
虽然吴金成《国内收藏中国方志目录》一文著录韩国收藏中国方志达1064种，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志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影印出版物。以该书著录今江苏省63种85部方志为例，《江南通志》《无锡县志》、景定《建康志》等原著录为乾隆、嘉庆年间刻本，实为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松江府志》《江阴县志》《上海县志》等，实为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东台县志》《阜宁县志》等则为台湾学生书局“新修方志丛刊”本。85部方志中，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者有11部，“中国方志丛书”本42部“新修方志丛刊”本17部，三者合计70部。剩余15部中，亦有年代较早的珍贵版本，如明正德年间林士远、王鏊等纂修的60卷本《姑苏志》，以“繁简得中，考核精当”而为世人称道。此志正德刻本国内亦有存藏；明万历年间李廷材、吕克孝等纂修的10卷本《如皋县志》[22]，是清代、民国时期历次重修《如皋县志》之蓝本。国内所存万历四十六年（1618)本缺卷3,清顺治年间补刻本亦仅存卷3至卷8。因此，韩国现存中国旧方志数量虽少，但其史料文献价值却不可忽视。
第二，相较美国、日本等国而言，韩国现存中国历代方志及其存藏情况尚不明朗。美国、日本作为域外方志的集中存藏地，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美国所藏中国方志多为晚清民国时期来华人员所购。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多数为该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和著名动植物学家施永格购入。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大量方志亦主要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购入，当时“凡是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购的中文、日文和朝鲜文的图书，一式两份，另一份就给哈佛大学；遇到采购善本书，因为哈佛有钱，就替它买了，而影印一份与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23]。日本所藏中国方志除了早期的零星流入之外，亦主要为晚清近代以来日本大规模搜集、收购和劫掠的结果。
近年来，各类域外汉籍目录编纂出版，公共图书馆检索目录日渐完善，20世纪30年代以来专门著录域外方志的大量目录也陆续出版，如：1935年日本女东洋文库编制的《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1942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出版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1955年日本天理大学出版部出版的《中文地志目录》1957年法国巴黎大学吴德明教授编制的《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1967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1969年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编印的《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所藏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79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出版的《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2013年李丹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旧方志目录》2015年李坚与刘波编著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等。因此，对于美国、日本所藏中国方志的情况，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而韩国所藏中国方志的总体情况，虽有前文提及的吴金成和金孝京的论文可作参考，但由于部分图书馆将方志作为古籍收藏，并不单独统计，故而数据尚不完整，仍待进一步系统深入地考察。中国学者对韩国所存方志情况则所知较少，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中仅提及韩国文化财团管理局图书馆6种，国会图书馆（即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3种，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各4种。而韩国实际存藏数量则远多于此。
综合来看，虽然韩国从事方志学研究的人员较少，与古代史研究方面的交流相比，中韩方志学的学术交流十分有限。但伴随着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的兴起，这一情况已经有所改观。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已经开始对其馆藏方志进行整理和分批影印，相关数据库也在不断完善和扩充。在此基础上编纂一部完备的《韩国现藏中国地方志目录提要》，为国内外学者的查询和研究提供便利条件是十分有必要的。地方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涉及建置沿革、区域历史、名胜古迹、人文风俗，相关目录提要的编纂需要中、韩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
[1]陈桥驿《关于编纂〈国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孤（善）本目录〉的建议》《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文中还指出《联合目录》未著录历代亡佚志书亦为其缺憾。
[2]参见徐雁平：《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张伯伟教授谈域外汉籍研究》，《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
[3]关于中国典籍文献流散海外，王宇、潘德利依据流散的渠道和轨迹划分，归纳为自然文化交流和非正常渠道流散两种主要类型。详情参见王宇、潘德利：《中国古籍流散与回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4]参见程海宏：《我国众多古籍流失海外具体数量种类难统计》，《人民日报》2009年10月9日第1版。
[5]参见王宇、潘德利：《中国古籍流散与回归》，第144页。
[6]参见英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序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7]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兰西学院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总计约10万册，德国柏林图书馆约50万册，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约30万册。
[8]王勇等《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9]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页。
[10]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著者叙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1]参见冯东：《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整理中国地方志的现状及启示》，《新世纪图书馆》2012年第4期。
[12]参见陈桥驿《关于编纂〈国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孤（善）本目录〉的建议》《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2期。关于世界各国主要机构存藏中国地方志数量，巴兆祥亦作过统计，参见《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13]参见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14]关于中国典籍流入朝鲜半岛途径和形式，参见郭美善《中韩两国的书籍交流考论》，《语文学刊》2012年第10期；另参见季南：《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延边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15]由于朝鲜半岛曾长期使用汉字书写，故该馆所藏韩国古籍中相当一部分为汉文书写。日本古籍也存在类似情况。
[16]参见[韩]金孝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中国古籍概况及地方志资料介绍》，《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第484～485页。
[17]金富轼：《三国史记》称：“（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大学，教育子弟”，《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1页。《南齐书》《周书》《北史》《旧唐书》等正史中亦有我国经史典籍传入高句丽的记载。
[18]关于《内阁访书录》究竟为待购书目还是实际购入收藏书目，学界尚有不同观点。参见赵望秦、蔡丹:《〈内阁访书录〉为〈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之节抄》，《文献》2012年第2期。
[19]参见《内阁访书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本》第1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499页、第516～520页。
[20]参见[韩]吴金成：《国内收藏中国地方志目录》《东亚文化》1987年第25期。
[21]参见[韩]金孝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中国古籍概况及地方志资料介绍》，《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94～495页。
[22]吴金成文中“如皋县志”误作“如皋县库”。
[23]陈燮君、盛巽昌：《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