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6期）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杨文华
提要：郑励俭著《四川新地志》，以地理学者的视野，将地理学科体系和方法有机融入修志，特别注重人地关系记述，注重实地调查资料运用，注重多种形式如表、地图、附文等入志，注重宏观记述与分区域记述相结合，不仅丰富、深化了志书内容记述，而且赋予该志较高的现实服务价值和存史价值。郑氏的修志实践尝试 和成果，将近代方志转型推向了一个新境界，在方志步入现代化转型的当今，亦不乏借鉴意义。
关键词：《四川新地志》 地方志 近代转型
清末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浪潮席卷、“内忧外患”变局叠加背景下，中国近代社会发生急剧变迁。作为记录和反映这一时代变迁的各地各级方志，或被动或主动地步入扬弃传统、融入新知、纳入新事的近代转型轨道。县志如民国《川沙县志》《龙游县志》，城市志如清末《成都通览》、民国《首都志》等，皆为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方志转型代表作品，特别是相对晚出的《四川新地志》（郑励俭：《四川新地志》，民国36年（1947)正中书局印行本。），不仅是近代省级志书转型的代表，而且后出转精，堪称近代转型较为彻底的一部志书。
一、秉“经世致用”之宗旨，融地学入方志
郑励俭（1902～1981),字资约，河北衡水人，1930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赴日本东京大学地理研究所深造。归国后，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学校执教。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东北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他于1938年春随学校内迁至四川三台县。教学之余，他深入四川各地考察研究，并依托区域研究资料和成果，于1941年仅用6个月时间，独立完成了《四川新地志》一书的编纂。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接收专员，参与了南海各岛屿的受降事务和接收工作，并亲自主持南海主要岛屿的实地测量、国界划定和南海水域的岛礁、石群及沙滩命名整理。在此期间，他独立编著了《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并与傅角今合著《琉球地理志略》。（参见姚远《代表我国接收南海诸岛的西大人郑资约教授》，《图说西北大学110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四川新地志》是郑励俭所著第一部志书。在该志《自序》中，他称四川是抗战建国的重心、民族复兴的基地，编纂该书之目的，就是阐明四川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以及人口构成状况、人力 资源状况、经济基础状况能否和怎样担当起重心、基地的重任。四川的资源开发究竟有几许潜力，四川的农业、工业、商贸等怎样结合资源特点和优势，挖掘潜力，改良技艺，为“重心”“基地”提供更有力的支撑。郑励俭作为地理学家，与当时学者黄炎培、余绍宋、黎锦熙等虽是属不同学科和学术领域的学者，但都视修志为施展经世致用抱负的渠道和载体，把修志作为治理天下、挽救危亡，尽己绵薄之力的选择，或为家乡，或在他乡，立足自身专业和学术优势，积极主动投入修志工作。
《四川新地志》的结构布局，采用了近代新式篇章节体，首为绪论，主体分设3篇，分别为自然地理志、人文地理志和区域地理志。篇下设章，亦参照地理学科分类设置，如自然地理志下分立地质构造、地形、气候3章，人文地理志下分设经济地理、交通地理（分为2章：水上、陆路）和人口分布共4章，区域地理志下分设盆地内部、盆地边部、盆地外部3章。章下各节，亦按相关学科体系要素设置，如经济地理章下分设农业、工艺及制造、矿产（分为2节：金属与非金属）、对外贸易。《四川新地志》不是首部采用篇章节体的志书，但该志以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整体结构紧凑而著称，特别是将近代新兴的地理学科体系、元素和方法系统，有机地植入志书编纂，另辟蹊径，创新体例结构，彻底摆脱了清末以来志书内容与形式的新旧矛盾和困扰。
将专业理论知识、学术研究活动和成果融入修志，是郑氏编纂新地志的初衷，也赋予了《四川新地志》不同他志的全新特色与价值。在该志《自序》中，郑氏述及修志缘由。一是为系统整理研究资料。虽然当时已出多种关于四川的资料文献，但不系统、不全面，且无深度，故著者尝试将有关四川历史、现状方方面面的文献资料数据，以地理学的视野和方法做系统化整理研究，并入志记载。二是尝试创新编纂方法，当时“科学的地理提倡日盛”，而“小区域地志正在萌芽”（郑励俭：《四川新地志?自序》。），因此著者尝试进行地理学区域化研究，并依托研究成果，编纂地志。作为一部省级志书，《四川新地志》仅有30万余字篇幅，但其资料记述系统全面，简而有要，有分门别类的分析叙述，有绪论、小结之类的综合概括记述。除了文字，该志还运用了大量表格数据资料、各类地图资料，大大增强了志书内容的丰富性、资料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二、记自然条件与资源，证“天府”之美名
按照自然地理分类要素，来记述四川自然地理状况，非《四川新地志》首创，此前已有专门的《四川地理》类读物。所不同的是《四川新地志》并未局限于四川自然地理面貌的客观描述，作简单乡土地理知识的普及，而是立足已有的资料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来载述四川作为民族复兴基地、抗战建国重心的自然条件。
如述四川地质，该志分别从地层分布、构造简史和分区地质（四川盆地内和盆周）方面作了详尽记述，并阐明地质矿床蕴藏情况，特别是金沙江一带之沙金，彭县一带之铜矿，西北一带山地中之铁及铅，东南一带之锑、铅铁矿等，在历史上颇负盛名，但其真实价值，有待进一步勘察实证。关于四川之河川地形，该志在分述江河分布、流向外，还重点罗列了关于三峡成因的研究观点，表明了著者的倾向判断，并举出新的佐证；章末则概括记述了四川河流分布特点及在水运、水力方面不同的开发利用潜值。关于气候，在分述气温、气压与风向、雨量、空气中之水分后，该志还对四川与全球同纬度地方气候做了比较。北纬30度，横贯四川盆地中央，正当北半球高气压带，本应空气下沉、温暖干燥，但同纬度之阿拉伯、伊阑（即伊朗）以及非洲北部、北美南部，莫不为沙漠横亘区域，而四川则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农产繁茂，故有“天府”之称。著者认为，北纬30度线上四川气候之独特，乃四川独特地形使然，（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44页。）进而启迪了后来者对这条贯穿世界古文明纬线的关注。关于四川气候特点，该志在章末作了如下概括小结：
一、冬夏皆特暖，故年均气温较高，年较差颇小；春来速，秋来迟，春温又高于秋温，故夏季特长。二、冬季殊少降雪结冰，无积雪刹霜，故生长期特长。三、四川风向西北居多，风力除 雷雨时外，大部属于软风。四、雨量丰沛，夏季多夜雨雷雨，雨量变率甚小，殊少旱涝之灾。五、总降水量大于总蒸发量，故湿度较大。六、云雾过多，日照太少，尤以冬季为甚，不宜健康。（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67页。）
总之《四川新地志》无论是对自然地理基础资料的整理概括记述，还是对自然地理现象及成因的推究记述，都主要围绕着抗战救国的现实。
三、陈川省“三农”现状，析阶级之矛盾
四川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业、农村与农民，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也属于《四川新地志》记述的重点内容。
该志经济地理首记农业，包括自然条件、农村劳动力状况、田地分布、主要出产分布、产量状况及本地消费和外销状况。记主要出产，重点不在传统的稻、麦，而在逐一记述多种经济作物，如川烟（叶）、川茶、川棉、川糖、川橘、川中草药、川丝、川桐等，详记各自出产地理环境条件、地理分布、产品品质、年产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原料加工销售状况。尤其对明末清初大移民时引进种植的甘蔗、叶烟等，不仅细述了最早的引种区域，扩大种植过程与区域，还分别记述了存在问题、改良建议，并附记了四川当局为扶持、振兴相关产业而推出的若干改良举措，包括多种经济作物的品种改良、作物生产环境如土壤改良和产品加工工艺改良等。
关于分区农业经济景观的描述，视野开阔，深入浅出。如关于川西垂直经济景观的描述，不仅精当，且堪称美文：
灌县（今都江堰市）之南，平原广阔，绿畴弥望，灌县之北，立变为急峻荒凉之境。由灌县至彻底关（笔者注：今属汶川县）间，水田不复可见，西侧山坡在千公尺下者，已大部垦种，森林间或分布。自彻底关再上至雁门关间，森林已绝，惟见野草灌木阴蔽于急陡之山坡耳，然石骨暴露处尚少，可时见玉米之栽培。雁门关而上至茂县间之山坡，并野草灌木亦少见耳。（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385页。）
关于农村生产关系及近代变化的记述，充分反映了著者对四川农业产业、农民生计、农村生产关系调查研究之深入。特别是结合土地所有状况及变化，来分析农村阶级之构成，及呈现阶级急剧 分化与对立之态势，不仅方法角度新颖，而且据实分析，以小见大，发人深省。如关于地主阶层，该志分别记述了传统地主和以军阀官僚为主的新兴地主，及二者此消彼长之势。传统地主走向没落，主要分布于经济较落后地区，而新兴地主则呈扩张之势，在川西平原及重（庆）万（县）等 “进步经济区”迅速崛起，土地高度集中其手。农民分为自耕农、佃农和纯粹依附地主的雇农。其中雇农地位越来越低，如中世纪之农奴，自耕农在土地兼并潮中大量失去土地沦为新的佃农，随着租佃人员扩大，竞佃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加之苛捐杂税摧残，不少佃农沦为无生计之途的游民，整个农村阶级对立日益加剧，不仅形成进步经济区与落后经济区发展的巨大落差，而且种下近代生产关系变革之因。（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69～74页。）综观近代地方志书，对农村阶级作如是细致、深刻记述分析者，实属罕见。
四、述经济优势与劣势，献振兴之良策
改良技艺，杜塞漏危，复兴川省经济，既是《四川新地志》经济部类之主题，也是该志经世致用编纂宗旨的集中体现。该志在经济部类，从贸易、市场角度来审视四川省资源特色与优势及生产状况，并结合国际国内生产、贸易状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良建议，并非一般浅尝辄止、泛泛之论可比。其中关于对外贸易的数据资料，主要依据重庆、万县海关历年统计,（关于四川历年贸易额统计数据的说明，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232页。）虽然不完整，但作为经济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分析依据，具有统计较为科学、系统性强的优势。贸易分析既有关于民国元年（1912)以来常年进出口贸易总量及分项变化情况反映，也有关于“战时”（即抗战时期）特色经贸的记述，甚至对隐形贸易（如军火、鸦片等）也有总体评估，还有四川省外贸出口大于进 口，造成严重“入超”的原因分析。著者围绕充分利用资源、杜塞漏卮，立足于深入的调查研究, 提出宏观的策略建议，甚至具体到某种商品的改进建议。（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236页。）这部分内容极具现实价值。
四川省工业基础薄弱，因此工业品贸易须仰赖进口，但可出口水泥原料、金属矿等，以平衡该项贸易差。生活用品中，精细化工品须仰赖进口，但作为产烟大省，卷烟却靠大量进口，年进口额达500万元（时价。以下同）以上，占到生活用品进口总量的5/6,这样的状况令人吃惊《四川新地志》于此进行了深入的原因分析，并提出对策：一是省内烟草“品质欠佳”，造成“销路日促”，对策是改良种植，提升品质，增加产量，为此，四川当局成立烟叶试验场于新都，着手开展研究试验；二是卷烟加工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工艺落后，对策是立足烟叶原料区，组建规模性加工企业，引进先进加工设备和工艺。（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103 ～104页。）
对于出口大宗商品，如传统的川丝与新兴的川桐（油），因为国际市场生产竞争和需求变化，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四川新地志》作了系统的背景分析。四川是丝绸大省，生丝是四川省传统的出口大宗，但随着日本丝绸在中国的倾销，川丝出现一落千丈的局面。为复兴川丝市场，四川省当局组建了四川丝绸业公司，通过改良制丝机械与技术，降低成本，公司营运“颇见成效”（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112～118页。）。新兴的桐油贸易，因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一度出现暴发式增长，出口额总值最高年份1936年达3000万元，占全川外贸出口的65%,自1934年以后，压倒传统的生丝，高居川省出口首位，但“虽能蓬勃于一时，恐难维持于长久’。《四川新地志》在充分反映桐油贸易繁荣的同时，也分析了川桐所面临的双重危机。一是内部危机：川桐压榨工艺老旧，出油率不高，贮藏不讲究，损耗严重，商人唯利是图，混用其他原料油，影响声誉和出口业绩。二是外部危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立足替代进口，已进行规模化的桐树种植，种植面积与川省相当，但因为是人工种植，在成长周期和出产量上，都优于川桐。（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130页。）
该志还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煤油进口量日增，这是正常现象，但从长远计，也需谋彻底解决之道。四川是油菜种植大省，菜油产量全国首屈一指，根据当时最新研究成果，工业用润滑油可从菜油中提取，如果能推广运用，该项漏危亦可避免。生活品中的成品衣物，作为进口大宗，也是必需之物，但纺织棉纱原料可通过扩大棉花种植，改良纺纱工艺扩大生产规模，来实现部分或大部进口替代。其他如川茶、川糖等大宗出口商品，也面临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竞争，特别是在生产加工工艺方面，四川多处劣势。因此该志提出，要巩固传统优势，就要在劣势环节迎头赶上。
五、放眼盆地周围及外部区域，展民族之特俗
四川西北、西南边区，人口稀少，但民族构成复杂，其中汉人占1/3、其他民族占2/3。对川西北，该志不仅记述了汉族的分布情况，如主要“居于峨江流域大小路旁”，主要由“安岳、乐至、崇庆等县及陕甘南部移入”者构成，生计以业商为主。而且还重点记述了回人、羌人、 番人、嘉戎等的人口构成、地理分布、习俗文化。并附了长篇注释两则，一是《关于川西北民族之沿革》，一是关于《川西北民族之特俗》，载述了包括居住、饮食、服饰、丧葬、语言、信仰在内的习惯风俗。（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379～384页。）川西南边地，该志重点记述了夷人（即彝族）之民性、阶级、生活服饰、饮食、行路、婚俗、丧葬与文化（含语言、文字、宗教、历法、交易、歌谣）等风俗习惯及地方疾 病等。诚然《四川新地志》中的民族书写，难免带有民族歧视观点，如述彝族“性欺诈、尚小 慧”性嗜酒，难解冤仇等。但总的来说，记述比较客观，而且考察细致，特别是关于各民族的生 产、生活风俗记述，翔实而且生动，对民族史研究实属难得的资料，对当时民族政策之制定，及维持川省全境之稳定，也颇有借鉴参考之价值。
六、近代方志转型新范式，堪存堪鉴
从资料性与著述性角度考察，郑励俭秉持经世致用的编纂宗旨，赋予《四川新地志》较高 的现实服务价值和存史价值。特别是注重人地关系记述，注重实地调查资料运用，注重多种形式 如表、地图、附文等入志，注重综合分析、对策建议，不仅丰富、深化了志书内容记述，增添了方志活力，同时也赋予该志浓厚的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极高的科学价值。
从方志编纂学角度考察《四川新地志》引进和植入地理学理论、体系和方法，创新地志编纂体例、结构，和资料整理运用、记述方法，为近代以来方志转型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清末以来，地方志为将近代化历程、风貌、成果等新生事物纳入记述，因时因地多有创新，有的添新类、增新目，如近代首部城市通志——民国《首都志》，即在传统类目基础 上新增教育、警政、自治、财政、司法、外交等门类；有的创新体、纳新知，如被誉为“民国方志之翘楚”的《川沙县志》，首创大事年表、分类概述和赘录三体，尤其是大事年表，不仅记述当地大事，而且罗列同时发生的国内、国际大事以资参考;（刘其奎、孙纪平：《黄炎培先生的方志实践与理论建树》，《上海地方志》1996年第3期。）有的用新法、述新观，如民国 《龙游县志》之《氏族考》，便是借鉴并初步运用了近代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在系 统整理资料基础上编就，被誉为“搜集辩证史料之最好模范”（梁启超：《龙游县志.序》。）；甚至有的志书为避免新旧冲突，按民国前、后史事，区分新旧纲目反映，成书于1936年的《南康县志》即是如此。（参见邱自芸修、邬荣治、郭选英纂《南康县志》，民国25年（1936)印行。）但以上实例都未能超越点滴或局部创新范畴，故都没有彻底摆脱新旧形式与内容的冲突和困扰。也有个别“全不依旧规”、新创纲目的尝试，如重修《乐昌县志》自创15纲，（参见刘运锋：重修《乐昌县志》，民国20年（1931)印行。）分为地理、财政、建置、教育、实业、兵防、党部、议会、职官、人物、寓贤、大事记、古迹、艺文、金石等门, 但形式仍显迂阔，破了旧规而自创的纲目，是否得体、科学，又是另说。
而《四川新地志》编纂之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较清末更为深广，中国近代化的时间相对更为长一些，须纳入方志记载的近代新生事物更为广泛、丰富，也更为迫切。同时，革方志之旧体，从章学诚到梁启超、李泰棻、傅振伦、黎锦熙等，理论研究也有一定之积累，修志者吸 纳新知、融入新知以创编方志的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更为系统，经验更为成熟，采择也更为理性。郑励俭将地理学科体系和方法融入修志，并将区域自然、人文、历史研究与方志编纂相结合，从而将近代方志转型推向一个新境，在方志步入现代化转型的当今，亦不乏借鉴意义。